2011年4月3日星期日

弱者的武器

把那些农民行为都定义为“反抗”,恐怕就“狭窄”了一点。美国人何天爵在1895年出版的《真正的中国佬》中曾说,中国人“服从归服从”,但“服从”之后,背地里的行为却是令人“始料不及”的。他讲了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聪明的皇帝,大笔一挥,下令将全国的铜钱贬值一半。“大部分地区”是“服从”了,但你到那里一看,却发现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也上涨了一倍;在另一个地方,却在悄悄地“自行其是”。
 弱者的武器》的评论 有趣的观察,乏力的分析 (评论: 弱者的武器),《弱者的武器》书评,来自: 睡光光   作者对东南亚农民做了实地考察,有小农生活的面对面描述,也有翔实的数据资料。斯科特关注的是贫困地区的阶级关系,尤其是受剥削者如何应对种种压榨的力量。在社会中处于长期的弱势地位,在政治上成为陪衬和工具,农民受到剥削、压迫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的反抗却成为疑问。这些村落里,一切秩序井然,农民似乎呈现出固定的顺从状态,但斯科特发现了“日常生活里的反抗形式”,包括怠工、传谣、小偷小摸、破坏捣乱等等。    必须承认,斯科特的实地考察是有价值的,它向我们证明,奴仆表面的恭顺并不意味着他们内心的服从,他们总在伺机把损失的利益和尊严找回来。书中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场面,农民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讲当地富人的坏话,嘲弄他们如何孤寒、吝啬。这些小农看起来“老实”,实际上“狡诈”,在生活里他们其实有很多的怨愤和不满,只是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小打小闹,而不是集体性的反抗。斯科特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弱者的武器”,他们太弱了,为了避免大规模反抗的风险,只能选择默默无声地抵抗。    显然,斯科特是想把一些碎屑的日常行为纳入“政治”范畴,或者至少是“前政治”的范畴,这样以便我们从最平淡乏味的生活场景中,也能发现阶级斗争的无处不在,甚至看到那些最无知的弱者手中也一直拿着武器。对于时时以鼓动弱者觉醒为己任,并且愿意站在弱者一边的左派知识分子来说,这的确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景象,弱者如果已经有了反抗的认识,他们再去启蒙就会水到渠成。但是,这些“反抗的武器”有多大程度是对现实的准确描绘,还是左派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确实很令人生疑。像农民们围在一起讲当地富人的坏话,就很难归纳为反抗的武器,倒更像一种心理平衡术。他们嘲笑一个富人,虽然很有钱,但却十分吝啬,像穷人一样去市场买菜,还斤斤计较。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一个表哥,他从农村到城市里定居,如今在一家国有企业当工人。他对金钱有一种强烈的焦虑,而他的心理平衡术就是不断告诉自己:有些人有钱却过着和自己一样的日子。有一次,他到我家问我新买的沙发多少钱,我说八千元。他马上笑逐颜开:“原来你也买便宜货。”虽然他自己家的沙发是六千块买的,属于“便宜货”,但他还是能从我的“便宜货”生活中找到快慰。他的潜台词是说:你也没什么了不起嘛,不也就是坐八千元的沙发。    这种日常行为很难纳入“政治”范畴。对我来说,感受不到这是弱者对我的反抗。而我相信,他也不是为了反抗我,而只是让自己感觉舒服一点。讲完之后,他会忘了这一切,如果明天他感受到金钱的压力,他仍然会内心痛楚,也许他还会用这种方式平衡自己,但是别人却不会因此受到什么制肘,或者感觉到了什么警示。那些小偷小摸和破坏捣乱同样如此,这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屡见不鲜,感觉利益受到剥夺的弱者用这样的方式补偿自己,这是现实的无奈,因为政治衰败而逼迫弱者只能用不体面的方式拿回一点利益,或者做一点想象中的报复行动。但是这样的行为应该作为需要政治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而不能当成政治斗争的合法手段。因为把法律和道德之外的行为也当成正当的反抗,这样恐怕会使弱者失去反抗的道义理由。为了反抗不公,如果偷讹拐骗是正当的,杀人放火又何尝不是正当的。或许,这正是斯科特真正期待的,他希望有一场深刻的暴力革命改变弱者停滞不变的命运。    这是一种古老的左派期待,我想对于从小在左派文化里耳濡目染的人来说是很熟悉的,没什么大不了。即使把黑社会定义为一种反抗形式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见过更大规模的有组织“反抗”,我们甚至有大量“用烈士鲜血染成”的图腾。对于这一点,我倒不会对斯科特的学术观点故作大惊小怪。其实书中不乏他对东南亚农民生存状态的细腻观察,非常有趣,颇值得一读。只是他对这些现实状况的命名方式,我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对于“政治”范畴的反抗行为,我仍然坚持一种“古典”的看法:一、它是公开的自我展示,面对面的质疑和对抗,不是私下传领导人段子的心理平衡术,也不是偷盗这一类不问自取的物质补偿方式;二、它是非暴力的争取,不断地谈判和协商,不是烧杀抢掠,或者以此散布恐怖和威吓。   你认为这篇评论分享推荐 2008-04-08 13:36:53 初秋天气  文章写的好,质疑的有道理。   这种所谓的对抗,只能算是心理平衡术,阿Q疗法。   时间长了,这种习气就会渗透到骨子里,成为一个阶层的象征。但一般不是什么好事情,顶多算是劣根性。 2008-04-28 11:06:05 睡光光  谢谢楼上的转贴。没想到连这本书都要删节,真是没想到。   不过,不用妄自菲薄。“令人悲哀的是我们连“弱者的武器”也不拥有,我们甚至不如只能使用“日常反抗形式”的农民”,这是言过其实了,我们有很多关于领导人的黄段子,还有因为标准越来越低,所以异见人士也越来越多,像拍了《颐和园》的娄烨,他都成了极权斗士。应该说,我们的反抗越来越近于农民,越来越反智。 2008-10-04 18:49:44 山亭夏日  楼主好文章   不过有些地方不太赞同。如书中所说,作者并没有否定公开反抗的价值,而是着力关注那种研究“视角”所看不到的“日常反抗”形式,将这类历史无名的社会现象纳入分析范围,至少对它们的分析,能够帮助人们反省一些习以为常的经典概念(如霸权、虚假意识)。这种实地观察跟你所说的“左派期待”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的。 2009-07-26 20:36:16 Brasidas   “围绕这些问题发生了很多辩论,似乎解释的选择更多是意识形态取向的分析而不是实际研究”P48页这句话从反面说出了这本书的“任务”,LZ所言“一种古老的左派期待”从本书的上下文来说其实是这本书所揭露的精英政治的缺陷,只有精英政治才会有这种期待,不分左右。   然而LZ所言的这种“期待”,从本文的上下文来说实际是指知识人对其研究目标的理解的同情,难道这种“期待”不是任何学术研究所必备的吗?特别是对于那些研究行为逻辑的。想要超越这一层面,只有达到对“应然”的层面,然而这正是P48页那句话的本意,“应然”的层面必须从实事的层面超越而来,而不只是一种“神启”。 社会学游离在“形而上”与“证实”之间,其出路就在“政治”,所以本书的唯一缺点——农民在特定的阶级意识下进行日常反抗这种浪漫主义想象——正式本书的最大“优点”。如果LZ所言的“期待”是指此“优点”,可能读这本书还能有所收获,否则也只是那一整套“意识形态取向的分析”罢了。哈维尔等人不过是对“恐惧”的恐惧罢了,在农民看来更愚昧。 2010-11-25 13:05:43 1984   LZ所言的种种缺点也是这本书所要揭示的,我以为。 作者: 詹姆斯.C.斯科特副标题: 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isbn: 7544700240 书名: 《弱者的武器》页数: 483 译者: 何江穗, 张敏, 郑广怀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定价: 29.5 装帧: 平装出版年: 2007-1-1 《弱者的武器》内容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弱者的武器》作者简介   詹姆斯·C·斯科特(1936- )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斯特教授、农业研究计划主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其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和阶级关系等。主要著作包括《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政治腐败》、《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统治与抵抗的艺术》等。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

作者:郭于华     来源:《读书》2002年第7期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12日
当下呼吁关注农村、关心农民的声音日渐其多,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提上了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也进入许多研究者的学术视野。
当前对农民的关注,对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农民的生存状况过于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或者不如说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反应。但是,要真正理解农民的生存,要使研究和决策真正有利于农民生存状况的改善,我们应该从自上而下改为自下而上,应从“严防死守”的堵截壅塞变为顺应人心的沟通疏导,更应从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上给予和保证农民原本应该享有的权利。否则,无论是忧心忡忡的担惊受怕,还是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都对农民于事无补。
关注农民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农民的眼光来注视,以农民的立场来思考,已有的农民社会经典研究无疑是不能忽视的。美国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继《农民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之后,又以《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两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的灼见。
斯科特首先反思并批评了许多关于农民革命的研究只对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感兴趣。这类关注主要集中于有组织的、正式的、公开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显然对国家造成威胁,即使只有短暂的片刻。但就发生而言,所谓农民的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即便是非常罕见地成功了,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斯科特在此区分了所谓“真正的”反抗与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性的反抗行动。真正的反抗被认为是(a)有组织的、系统的与合作的,(b)有原则的或非自利的,(c)具有革命性的后果并且/(d)将观念或动机具体化为对统治基础的否定。与之相反,象征的、偶然的或附带性的行动则是(a)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和个体的,(b)机会主义的、自我放纵的,(c)没有革命性的后果而且/(d)就其意图或意义而言,含有一种与统治体系的融合。斯科特明确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后一种反抗形式是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只有前一种才构成真正的反抗。不难理解,在历史中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通常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若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农民也因而被认为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除非被外来者加以组织和领导。
斯科特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证据,指出上述视角所遗漏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即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of the weak)”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
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所做的一切。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在税收、作物分配、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直接对抗权威;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治理策略。
这类反抗的技术长期以来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因为它们适合于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一个散布在广大乡村的阶级:缺少正式的组织和纪律,为了广泛的游击式的防御性斗争而装备起来。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然而农民这些卑微的反抗行动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为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斯科特认为,无论国家会以什么方式做出反应,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正是以这样一种非叛乱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压力以外,农民经典性地表现出其政治参与感。因而,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掌握农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继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后,斯科特又推出了“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一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特征的分析性概念。所谓“隐藏的文本”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publictranscript)”而提出的,斯科特使用“公开的文本”作为便捷方式描述从属者与那些支配他们的人之间公开的互动。然而这一“公开的文本”不可能讲述权力关系的完整故事。原因在于:首先,“公开的文本”并不表现从属者真正的观念,它可能只是一种策略。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者会意识到“公开的文本”只是一种表演,其可靠性会大打折扣。最后,“公开的文本”的真正意义是成问题的,它表明在权力关系中,关键的角色是由伪装和监视扮演的。可以看出,“公开的文本”会因为支配者和从属者双方的利益而在错误表述上达到默契。而且,支配者与从属者之间的权力差距越大,这一权力行使得越专横,这种“公开的文本”就表现得越程式化和仪式化。换言之,权力的威胁性越大,伪装的面具就越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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